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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九一八”,从国内首家报道的《大公报》到国外媒体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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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九一八,小编整理了国内外媒体对”九一八“事件的报道,从国内首先报道的”大公报“到当时国外媒体的不同声音,以缅怀历史...

  1931年9月19日出版的大公报要闻版,刊登了一条名为《最后消息》的独家报道。“昨日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短短二十八字,是国内媒体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天津)铁路局获知:“沈阳方面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似有异常。”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随即指示报纸王芸生和徐铸留守编辑部等待最新消息。19日凌晨1时,铁路局再接沈阳电话:日军已在柳条湖一带开火。获悉开火情况后,张季鸾十分震惊,他立即决定补发这条消息,并以“最后消息”为题,刊登在要闻版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8日22时20分, 日军封锁了通往关内的一切交通线,并切断了沈阳与关外联络的所有通讯手段,使国内其他报纸均未获悉此事。是夜,蒋介石正在去往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通过大公报得知事变发生,致电张学良了解情况。

  

  与此同时,大公报驻北平总经理胡政之于19日上午设法采访到了正在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他也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见到张学良的记者。9月20日,大公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为题发表了对张学良的采访。这则由胡政之亲自采写的新闻,后来一直被学界视为关于“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史料。

  事变发生三天后,张季鸾在大公报编辑会议上宣布了两项决定,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谓“明耻”,即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变,使广大同胞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所谓“教战”,是在大公报开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在社会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体现了大公报人以笔从戎,抚今追昔,宣示抗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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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国外媒体当时对九一八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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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看下日本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事变后,日本广播电台、主要报纸立即对事件进行报道,但都是歪曲事实。

  《东京日日新闻》:“暴戾的支那兵炸毁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因此,为守备队不失时机地应战,炮轰北大营的支那兵”。

  《朝日新闻》:本日晚十点半,在北大营西北暴戾的支那兵炸毁满铁线,并袭击我守备兵,我守备兵立即应战,炮轰北大营支那兵,并占领了北大营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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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满洲日报》还公然刊登石原莞尔在9月19日的言论:我们不得不驱除群聚的苍蝇,此点各国也已承认。现今观之,因为是暴戾至极而又无知的支那兵,所以才有突然如此事态的形势。但未曾料到竟会乘夜间破坏我方铁路之铁轨,且向欲加制止之我警备兵开枪,这是何等的暴戾行动!如果国民还要空喊口号,要求忍让,日本即将灭亡。……对于疯狂进攻正义者的暴戾进行膺惩,又有何忌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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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英美,在事变初期,《纽约时报》认为日本对东北铁路等相关地区的占领,仅仅是受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中国主权并不构成侵犯。《纽约时报》很少引用当时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谈话,相反大量采信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声明等。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把舆论引向了有利于日本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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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纽约时报》就将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定义为“示威游行”,用了“煽动性的”(inflammatory)和“歇斯底里的”(hysterical)等词汇暗示了中国反日运动对正常秩序的挑战和潜在的危险性,而且指出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大因素。相反,报道中认为由日本管理的东北地区不仅秩序井然,而且还颇具成效,报道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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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在描述中日军事冲突时,确认日军对沈阳的袭击是一次有准备的军事行动,但并不认为其行动具有侵略性,而且指出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大因素。而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的排斥日货、敌视日人的浪潮,在《泰晤士报》看来,完全是一群无秩序的民众所进行的野蛮举动,中国孕育着危险的排外情绪,并且同情日本人在中国的处境和遭遇。此外《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一样,对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井然”,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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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法德两国。法国舆论以《自由报》为左翼代表,对中国表示同情,而《巴黎回声报》等右翼为代表,偏袒日本,甚至公然表示:日本为抵抗苏俄侵犯之健将,法国以此原因,并为镇压殖民地之革命计,宜袒助日本。而德国舆论主流则始终对中国有所同情,例如《阿尔格迈报》社论称“日本已征服东三省,而昭示世界战事尽可进行,不必顾虑国联”。9月20日德国《前进报》报道称“日人之军事行动及其对东省为分化动,较中国民众排日运动,殆超过百倍”,可以说是同情中国言论的代表,和美英法等国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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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媒体的“自我表演”,自不必细说。事实上英美法德等国媒体,虽然表面体现出偏袒日本或同情中国的态度,但实际上都是本国利益的体现。美英作为帝国主义强国,需要国际秩序的“稳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就是东亚“稳定”的最佳供货商,在日本不触动英美利益的前提下,他们当然乐于日本来当亚洲警察。但是当日本在1937年从警察赤裸裸变成强盗,危及英美利益的时候,《纽约时报》等英美媒体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开始攻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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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法国,在一战后遭到重创,全球殖民地体系面临崩溃,因此对殖民地革命极为敏感,因此感同身受之下竟然支持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德国当时同情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一战后德国遭受英法严厉限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在这种民族国家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德国媒体对同样遭受危机的中国,施以同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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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英中法当初就在一个“反法西斯战壕”,但他们并不一定支持中国。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别人都是看热闹,唯有自己强大,才能免于欺凌。又一年九一八,当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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